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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化“弗里達”:被量產的反資形象,受凝視的女性偶像
信息來源:中外美術網 文章作者:Jenny Valentish 譯/李思璟 發布時間: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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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A Estrada/Mexico/Bendigo Art Gallery


  我的SUV汽車后視鏡上掛著一個弗里達·卡羅形象的空氣清新劑,但香味早已消失殆盡。我大概是覺得,在這樣的車里掛上弗里達·卡羅的形象,是一種很不錯的視覺并列,也是一種性別化的占領方式。


  幾年前我買了這個掛件,那時候,弗里達·卡羅的形象已經充斥在零售行業,她的形象版權被賣給了服裝品牌Mango和Princesse Tam-Tam、文具品牌Grupo Erik、瓷器公司Lladró、蠟燭公司Flamingo、禮物公司Temerity Jones、電子裝飾生產公司Ecell和芭比娃娃生產公司Mattel。


  現在已經買不到同款的弗里達·卡羅空氣清新劑,但離我家不遠的一家新商店正在出售弗里達·卡羅形象的化妝包。街對面的本迪戈美術館(Bendigo Art Gallery)正在舉辦弗里達·卡羅作品展覽“她的照片”(Her Photos)。展出的257張照片包括弗里達·卡羅自己拍攝的作品,也包括當代藝術家曼·雷(Man Ray)和彼埃爾·維爾(Pierre Verger)的作品。


  展覽明確地展現了弗里達·卡羅的政治信仰。這些照片有的展現了墨西哥原住民的簡單生活,也有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照片,這位大人物曾和卡羅及其丈夫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短暫生活過一段時間(卡羅死后,里維拉曾用蘇聯共產主義旗幟蓋住她的棺材)。問題是:卡羅這位反資本主義者——她自己1932年的畫作《美墨邊境的自畫像》將墨西哥土生土長的花朵、文物和福特汽車工廠冒煙的煙囪作對比——她是否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商品化?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她的形象的批量生產可以與1980年代的切·格瓦拉海報和T恤相比,格瓦拉的女兒稱之為對父親社會主義理想的公然詆毀。另一方面,卡羅從小到大,一直為她的父親和其他攝影師做模特,從當代的角度來說,她已經創造了一種個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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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親繪制肖像,吉澤爾.弗倫德(Gisèle Freund)拍攝,1951年 圖片來源:A Estrada/Mexico/Bendigo Art Gallery


  所有成功的品牌都會將其理念濃縮為一點,弗里達·卡羅公司為她的形象授權,并把一部分收入捐獻給致力于改善女性和兒童生活環境的慈善組織。網站首頁寫明了其理念:“本品牌致力于塑造一個女性榜樣,一個強大的女性形象。”


  正因為如此,弗里達·卡羅的臉成為了現代女權主義的代言人。在購物網站搜索弗里達·卡羅的名字,就會得到15456個未授權產品的搜索結果。一件生產于保加利亞的T恤上面寫著“女孩力量”,一件套頭衫是“你送給任何想要支持、激勵、賦權的女性的完美禮物”,一個手機殼名字就是“女權主義者手機殼”。


  有時候傳達的信息并不是那么明確。在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2018年的弗里達·卡羅物品展覽開始之前,特里莎·梅(Theresa May)就在參加保守黨2017年會議時戴著印有弗里達·卡羅自畫像的手鐲,讓英國《每日電訊報》猜測“特麗莎·梅戴著的弗里達·卡羅手鐲可能傳達的四件事”。


  本迪戈美術館的商店里售賣弗里達·卡羅馬克杯、立體透視模型、抱枕、花瓶、日歷、被子、耳環、帆布包和藥盒。資深策展人利安娜·菲茨吉本(Leanne Fitzgibbon)在接受《衛報》采訪時說:“弗里達·卡羅顯然理解自畫像的力量,也通過她一生的畫作、電影作品、公共活動來建構和控制她的形象。我希望通過她的作品來傳達她對墨西哥文化的熱愛、她類似于戰士一樣的強大力量、她克服逆境的能力,她應該會滿意于看到她的形象得到如此廣泛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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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的弗里達·卡羅展覽紀念商店中瀏覽印有弗里達·卡羅圖像的帆布包 圖片來源:Valery Sharifulin/TASS


  毫無疑問,這與女性觀展者對弗里達·卡羅的看法也有很深的聯系。1989年,女權主義藝術團體“游擊隊女孩”(Guerilla Girls)就創作了一幅“女性需要裸體才能進入大都會博物館嗎?”的海報,指出“現代藝術展區只有5%的作品出自女性藝術家之手,而85%的裸體畫作的主角都是女性”。


  杰姬·東奇-波西米(Jacqui Donchi-Berthaume)從澳大利亞埃楚卡(Echuca)來到本迪戈美術館參觀展覽,她在藝術院校念書時知道了弗里達·卡羅。“我當時每天都沉浸在勒內·馬格里特、杰克遜·波洛克、安迪·沃霍爾和愛德華·蒙克的作品中,了解到一位女性藝術家對我來說是一種解放。”她認同策展人利安娜·菲茨吉本的說法,認為弗里達·卡羅很可能會認同自己的形象得到大范圍量產的做法。“我們傾向于認為她是一個偶然的偶像,但弗里達·卡羅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說,“她取得了全球性的聲譽,并忠誠于墨西哥民俗和圖像研究。盡管她是一位硬核的反資本主義者,但她應該會優雅地接受自己形象的大范圍量產,就像沃霍爾和大衛·鮑伊一樣。這是后現代帶來的成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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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絲·薩克斯頓以里維拉為靈感的藝術作品《裸體和花朵》 圖片來源:Gavin Hansford/Louise Saxton


  同時,墨爾本人瑞秋·博爾思(Rachel Boyce)有一張非常珍貴的照片,她和母親在1990年穿著墨西哥式外套在南澳美術館(Art Gallery of South Australia)參加澳大利亞首次舉辦的弗里達·卡羅展覽,她們還參觀過弗里達·卡羅位于墨西哥市的住所“藍色房子”(La Casa Azul)。“誰不會受到她的影響呢?”她說,“弗里達·卡羅是一位雙性戀、殘疾人、長著胡子和一字眉、總穿男性服裝的有色女性。她是一位極為出色的時尚榜樣,推崇農民服飾和傳統面料。而且她是一位出色、敏感的藝術家。”


  有幾篇文章將弗里達·卡羅稱為“自拍女皇”,但瑞秋·博爾思不喜歡這個稱呼。“自畫像和自拍并不是一回事,這種解讀是把弗里達·卡羅放在了卡戴珊的時代漩渦,進行過分簡單化的解讀,”她說,“我認為弗里達·卡羅更像是米爾卡·莫拉(Mirka Mora),她們的生活本身就是藝術。”


  有些藝術家把弗里達·卡羅當作是創作的靈感,而不僅僅是挪用她的自畫像。墨爾本的麗茲·瓊斯(Liz Jones)為貝蒂·喬設計公司(Betty Jo Designs)工作,設計了卡羅形象的墻紙。“我的設計是為了致敬她獨特的形象和杰出的藝術遺產,”她說,“我對弗里達·卡羅的形象變成一種商品有所警惕,從浴簾到連體衣上都印著她的自畫像,她作品背后的個人意義已經被抹除掉,她的個性被稀釋成了一種供大型量產的設計概念。”


  另一位墨爾本藝術家路易絲·薩克斯頓(Louise Saxton)在她的作品《裸體和花朵》(Desnuda y Flores)中重新解讀了迭戈·里維拉1944年的畫作。“在我的作品中,一層又一層的古典蕾絲和上百個別針指代的是弗里達·卡羅受傷的脊柱和盆骨,以及她成年生活中經歷的各種困境。”她說。在她的另一幅作品《卡羅之后的弗里達》(Frida after Kahlo)中,路易絲·薩克斯頓給卡羅賦予了淺淺的細眉。這幅作品是對卡羅1946年《獻給馬特·R·戈麥斯的自畫像》的重新解讀。


  “我從來沒想過要買帳弗里達·卡羅的商業形象,”薩克斯頓說,“她接受自己的公眾形象,似乎也喜歡看到她的形象被量產,但我確實想知道,對藝術家身體的這種商業化,是否曾經或將會發生在一名男性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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