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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 Arn:我們談論藝術的方式為何如此難懂
信息來源:中外美術網 文章作者:Jackson Arn 發布時間:2019-01-15

人在有意違心的時候才會使用這種詞匯:


  說話的人對該詞有自己的定義,卻允許別人對他說的話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


  ——喬治·奧威爾


  前兩周,我收到了一間頗有名氣的紐約畫廊發的郵件新聞稿,宣布即將開幕的一場四位備受贊譽的藝術家群展。我對這幾位藝術家并不熟悉(這對我來說也并不稀奇),于是我掃了一眼藝術家簡介,希望能了解一下他們的創作,但未能從那些文字中看出什么究竟。這卻引起了我對藝術寫作的思考。在此我粘貼了那篇郵件中一段極具代表性的文字:“(藝術家)不斷鉆研如何在對正負空間的巧妙使用中達到動態平衡,這也反映了他喜歡探索人與自然之間微妙的和諧,而畫面中的線條是他對時間與動勢的禪悟”——誰又能悟出這是在表達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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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史瑞格里,《無題(我發明了…)》,2014年,Shapero Modern 畫廊


  每個知識領域都有一些內行人的通用術語:笨重卻有些自大,意思含混卻高度排他,就像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主人,陶醉在只有自己能懂的笑話里,全然不顧來客是否能夠理會。我懷疑大多數閱讀新聞稿的人都無法真正理解那些文字;我更不信這世上有人享受那種閱讀體驗。但藝術術語似乎在短時間內不會滅絕。作者阿利克斯·魯爾(Alix Rule)和戴維·萊文(David Levine)曾經專門給這種藝術術語下了定義:International Art English(“國際藝術英語”,下文簡稱IAE)。魯爾和萊文于2012年在《Triple Canopy》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大膽的文論,嘲諷了藝術圈可笑的說話方式(即IAE),此文引發了人們的激烈爭論。但6年過去了,我并沒察覺到評論家與撰稿人在寫作方式上有任何改變。


  但現如今好的藝術寫作并不是無處可尋,我可以不加思索地列舉出優秀的寫作者:詹尼特·馬爾科姆(Janet Malcolm)、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戴夫·希基(Dave Hickey)、杰德·珀爾(Jed Perl)、托比·哈斯萊特(Tobi Haslett)、T. J. 克拉克(T.J. Clark)、杰夫·戴爾(Geoff Dyer)、希爾頓·阿爾斯(Hilton Als)等。盡管如此,畫廊開幕上的寒暄仍然聽起來與IAE如出一轍,展覽宣傳文字也是如此。當然,我們不能強求每一位畫廊訪客都能像馬爾科姆寫戴安·阿勃絲(Diane Arbus)那般干凈利落。但我們或許應該思考一下,為何有如此多人對那些語意不明的行業套語趨之若鶩,動不動就是“被顛覆的時間性”和“被激活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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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爾·博赫納,《胡說八道》,2009年,Two Palms 畫廊


  但魯爾和萊文在研究藝術術語時,居然沒有指出這是一個早已存在的老問題了。喬治·奧威爾在1946年就寫了《政治與英語》;半個多世紀之后,只需替換一些詞語,就可以發現魯爾和萊文的文章與奧威爾的研究其實有著十分相似的論點。奧威爾指出的每一個政治語言的問題,比如“文字的義肢(verbal false limbs)”、“做作的措辭(pretentious diction)”和“空洞無意義的詞(meaningless words)”,以上種種皆能在21世紀的IAE中對號入座。但看得出來,魯爾和萊文還是做了許多研究,他們分析了大量的數據,而且這些資料都極具時代特色。他們還特別善于指出來自歐洲大陸的特殊詞匯,比如那些衍生自法國后結構主義哲學的糟糕翻譯。還有許多看起來更復雜的說法,比如簡簡單單的“視覺上的”(visual)變成了“可視的”(the visual),或者更高級的“視覺性”(visuality);“經驗”(experience)變成了“經驗性”(experiencability)。(一個經驗之談:在藝術術語里,“the“+xxx形容詞,就大約可以理解為“xxx 這點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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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爾·博赫納,《我不明白/我還是不明白》,2014年,Two Palms 畫廊


  而IAE的其他一些特性聽起來就更加詭異了。比方說,藝術作品總是在做出動作:它們會”訊問“(interrogate)、”問題化“(problematize)、”質疑“(question)、”換置“(displace)某些事物…….(或者像上文新聞稿里寫到的"平衡"、"反映"、"探索"、"沉思"),但卻無法如它們的創作者熱切希望的那樣,達到某種革命性的政治目的。像“激進”(radical)、“自治”(autonomy)和“顛覆”(subversive)這樣的詞語,在藝術寫作中屢見不鮮,但卻經常出現在不恰當的地方。奧威爾寫道:“人通常在有意違心的時候才會使用這樣的詞匯:使用者對該詞有自己的定義,卻允許別人對他說的話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


  但也許我們無需如此認真地研究藝術術語。“閱讀藝術寫作的文字內容往往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由這些術語建立起的權威。”魯爾和萊文寫道。購買藝術品一直都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征,而與之相伴的,便是談論藝術。IAE聚合起了社會中那一小撮最光鮮富有的群體,將不夠辨證的大多數排除在外。但也不是說藝術寫作的文字內容就完全不重要了——那些通常無甚意義的內容,正有力地論證了當今文化精英們的現狀。有怎樣的形式就有怎樣的內容:在令人頭暈腦脹的語意不明,以及華而不實的動詞堆疊之下,IAE成為了一門完美的藝術行話,懷著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負侃侃而談,但其實際影響卻微乎其微。


  如果想要IAE變得更易于理解,單純嘲諷可能是不夠的。畢竟,唯一能比藝術界之荒謬還要荒謬的,就是藝術界對自己的荒謬享受其中。在第70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獲獎影片《自由廣場》(The Square)里,導演用電影兩個半小時的篇幅得出了“勢利的藝術人士都是淺薄且虛偽的”這樣一個震懾人心的結論。若不是享受荒謬,像《自由廣場》這樣對藝術圈極盡嘲諷的影片,又怎么會在被文化精英統治的電影節上獲獎。魯爾和萊文的文章的確引發了一些憤慨(最引人注目的是瑪莎·羅斯勒(Martha Rosler)艱澀冗長的回應),但它最突出的效果是讓人們因荒謬而發笑。不難想象,那些忍俊不禁的讀者中,許多都是熟練掌握IAE的人。


  而且說實話,我們甚至不知道魯爾和萊文是否真的想擺脫那些令人費解的術語——要知道,他們能獲得如今的地位,肯定都曾寫過自己的“經驗性”。他們總結道:“即便IAE瓦解,我們也不要指望會開始流行更加中立和包容的全球藝術語言。更有可能發生的是,精英圈子會轉而擁抱高眉而復雜的陳舊詞匯,再度憑此將自己與其他人區分開來。所以,或許我們應該享受如今墮落的IAE時代。”但這樣一種得過且過無異于溫水煮青蛙。請問以上這段話中的”我們“究竟是指誰?是那些獲得了終身職位的學者、受益于此之后又反咬一口的人群么?


  而這就是《國際藝術英語》與《政治與英語》間的關鍵區別。奧威爾殷切地希望能夠摒棄那些自命不凡、晦澀難懂的語言——對他來說,簡潔明了的寫作就是在為獲得個體自由作抗爭。而魯爾和萊文則滿足于拿自己的同伴開涮,然后維持現狀。可能比起上世紀中葉,現如今對批評的需求已經沒有那么迫切了。的確,如今的許多藝術寫作落入了閉塞且艱澀難懂的泥沼,藝術也一樣。


  人們常說現在糟糕的藝術寫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這或許不假——但也可能是因為比起從前,現在的藝術寫作越來越多了。像所有其他行話一樣,艱澀的藝術術語讓外行人以為含糊晦澀即象征著智識與復雜,所以才站得住腳——但只要你仔細想想,就能發現這其中的荒謬。遇到這樣的文字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及時止損,去尋找那些真正有內容的評論家,閱讀他們清晰流暢的文字,在那里,你不會被所謂“視覺性”之類的辭藻叨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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