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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地書》表達的是普天同文的理想
信息來源:中外美術網 文章作者:劉雪雁 發布時間:2018-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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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倫斯大堂的條幅《藝術為人民》,1999年首次展出于紐約MOMA。 本文圖片 陸曄 攝


  采訪者:劉雪雁


  受訪者:徐冰


  2018年7月21日,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舉辦大型展覽《徐冰:思想與方法》。這是著名當代藝術家徐冰繼2017年武漢合美術館同名個展《徐冰》之后的大規模個人回顧展。從早期版畫對復數性和規定性印痕的思考,到探索語言和文本悖論、享譽世界的《天書》《英文方塊字書法》,再到立足中國社會快速城市化進程的大型裝置《鳳凰》、藝術家首次執導的劇情電影《蜻蜓之眼》,尤倫斯用剛剛完成內部空間改造的大堂、甬道、中展廳和1800平方米的大展廳,以60余件作品完整呈現了徐冰從1970年代開始直到今天的40年創作脈絡。展覽自揭幕以來每天參觀者眾多,相關講座、對談、學術研討會也吸引了大批聽眾。展覽計劃10月18日結束。


  徐冰于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在中央美術學院執教多年。1990年代初赴美,曾獲得美國麥克阿瑟天才獎、福岡亞洲文化獎、威爾士國際視覺藝術獎、美國“版畫藝術終身成就獎”、美國國務院藝術獎章等各國頒發的大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榮譽博士。他2008年回國,曾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現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其作品多次在世界各國的著名美術館和畫廊、藝術雙年展等展出,并被大英博物館、路德維希美術館、MOMA等藝術機構及個人收藏。


  從徐冰的眾多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對語言、文字、傳播(交流)的持續關心和深入思考,也能讀出他對社會現狀的敏銳捕捉。徐冰善于挖掘和提取現象背后的本質,并通過獨特的藝術方式來進行回應。從1987年起,徐冰花費4年時間刻制了4000個假漢字,并使用這些活字印刷成書。這個后來被叫做《天書》的作品,成為徐冰最重要的代表作。1994年,當時生活在美國的徐冰創造出將中文和英文的書寫體系合二為一的《英文方塊字書法》,嘗試跨越東西方語言文化的交流方法,在各國尤其是英文世界中引起巨大反響。2003年,徐冰制作出一本完全用從日常生活中收集來的,被人們廣泛使用、理解的標識和符號構成的小說《地書》,并相繼在中國臺灣、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以及韓國、美國、法國、俄羅斯等地正式出版。2017年徐冰首部執導的劇情長片《蜻蜓之眼》完成,全片沒有攝影師,也沒有演員,是徐冰帶領團隊從網上下載海量的監控視頻,從中選取可用的片段,通過剪輯和旁白使其成為一個連貫的故事。


  徐冰的許多作品是以項目的形式來體現,不僅時間跨度大,而且制作過程本身以及參觀者的參與也是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和以往一樣,本次展覽《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可供參觀者進行書寫練習,幾乎任何時段都是展廳里人最多的地方。


  《地書》則是以“《地書》工作室”的方式呈現:布置在展廳中的工作臺和墻壁上堆滿、貼滿了收集來的各種標識、符號,并擺放著正在制作中的《地書》立體書。參觀者可以從幾臺沒有關機的電腦中了解各種標識和符號是怎樣被分類的,也可以使用最外側的兩臺電腦輸入中文或英文,親測字庫軟件如何將其轉譯為標識符號。而作為完成品的出版物《地書》本身,則混藏在工作臺上的各種參考書之中。


  2018年8月10日,日本關西大學社會學院媒體專業劉雪雁準教授(以下簡稱劉)在北京望京的徐冰工作室對話徐冰(以下簡稱徐),專門就《地書》的創作過程和文化意義進行了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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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


  劉:1922年創設于巴黎的國際鐵路聯盟(UIC)開發了用于車站和鐵路服務的圖形符號,以方便不同語言文化的旅客能順利地搭乘國際列車。二戰后聯合國制定的道路標識,以及后來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公共信息標志用符號,都受到這套圖形符號的影響。1980年代,隨著電子郵件的普及,美國和日本分別誕生了利用標點符號組成的表情符號。1998年,日本的栗田穰崇開發了用于手機的Emoji。這些基于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圖形符號的出現,使數字時代的交流更加順暢。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和地域間的移動日益頻繁,數字化交流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方便高效、簡單易懂的標識符號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對于這些標識符號的時代特征,以及未來進一步拓展的可能性,我們希望了解你是如何認識和思考的。


  第一個問題是關于這個作品的題目。為什么叫做《地書》呢?因為先有了《天書》,所以我想《地書》這個名字是來對應《天書》的。但如果沒有看過或者不知道《天書》的人,如何理解“地書”這個題目的含義?


  徐:其實《地書》這個名字我并不那么喜歡。因為這本書其實好像沒法有一個名字。《天書》這個名字也是別人給的,以前是一個很玄的名字。


  劉:《析世鑒》。


  徐:對。那是在1980年代那種環境下,都想搞顯得深奧的東西。其實是一種很幼稚的對文化的理解。后來大家都叫它“天書”,我就采用了。《地書》呢,我是覺得它應該是一個從人類生活現場中自然形成的一種、我稱它為“文字”的一種東西,然后才能夠“寫”出來這本書。所以,“地”其實有點兒這個意思,就是從生活地面上來的。當然也有意圖和《天書》對應。


  劉:這也是在作品完成之后才起的名字嗎?


  徐:在制作過程中就有了。但是這個名字和這本書本身的書名“從點到點”又沒法對應。是吧?“從點到點”其實就是這個故事的直接的名字。因為這本書第一個字是點,最后一個字也是點,所以我就管它叫“從點到點”。而《地書》有點像大家的慣稱。后來我發現《地書》這個名字和《天書》對應還是有效的,由于這種對應大家挺容易關注這個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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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倫斯甬道的《天書》


  劉:《地書》講的是一個生活在城市里的白領職員24小時的故事。我昨天才從一本關于《地書》的書中知道這個主人公的名字叫“小黑”,或者是“黑先生”。但是《地書》中好像沒有一處提到過他的名字?


  徐:沒有。但是后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現,要把主角和其他人分開,只能靠顏色去區別了,小藍小綠小黃什么的。為什么呢?因為生活中人的名字都是用音或一個物來代替,就如同文字是借用音或符號來指代一物。而“色”是附著于物體之上的,就像衣服、戲裝表示角色。相對于物的“色”來說“型”更實質。書中的其他角色只是在顏色上有區別,形象都是一樣的,因為形象比顏色更本質。標識中表達人有各種各樣的造型,主要來自男女廁所之類的,我們選用的這個是被使用最多的,也就是說是一個最符號化的人,或者說最概念化的人。


  劉:那么為什么把小黑設定為一個朝九晚五上班下班的公司里的普通白領,而不是其他的職業,比如說一個藝術家,或者說打工者呢?


  徐:至少我們不能給他設定成一個農民。要是農民就沒有這么多的農業標識或者自然標識來表現他的生活。這個人必須是在今天標準化程度比較高的環境中生活的人。他這人的標準化,就必須要跟當代的這種整體的社會經濟結構最有關系,必須是這樣一個人的生活。白領的生活其實是相當標準化的,幾點上班,然后到公司后怎么樣刷卡進門,然后坐電梯到辦公室,然后打卡,然后打開電腦,然后再開始工作,然后茶歇;連午餐都是標準化的,反正不是快餐店就是外賣;然后晚上再些干什么。他的這種生活是必須要跟整體的當代運作是相關聯的,所以是標準化的。我其實就是想做一個最標準化的人、最標準化的情節和故事。這點和一般小說正相反。一般小說都是要找個奇特的故事,但我這個小說找的是一個最不奇特的故事。你不能說它不是小說,你也不能說它不是故事,只是一般人覺得故事應該是告訴你一個特別新奇的事情來吸引你。而《地書》就是故事,只是這個故事本身也是標準化的。


  劉: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做《地書》的?是先有故事的構思,還是先排列各種標識和符號,再將這些排列好的標識和符號擴展為故事的?最開始是怎么做的?


  徐:是從2003年開始想的,到2013年差不多做出來了。最早是我用中文寫了一個腳本。其實對我來說內容是特別頭疼的事。《天書》好做,因為它沒有內容,只要有一個內容的外殼就可以了。后來在做《英文方塊字書法》的時候,我就發現需要給它個內容。但問題是我其實不喜歡具體的內容,任何具體內容都會把觀眾帶入一個有比較清楚的指向性中。可“英文方塊字”是一個可以說事兒的系統,必須有內容。所以后來我就用這個系統寫了一本如何寫這種書法的教科書。我覺得這跟內容是有關系的,沒有附加無關內容,只是在說怎么樣寫這種字。


  用標識寫故事也是這個問題。具體用它來闡述什么內容,又是一個很頭疼的事。因為跑得特多嘛,我當時在機場受到很多啟發。后來就想寫一個跟機場有關系的故事,什么七天七夜呀什么的。那是用中文先寫的。我老覺得機場是一個國際化的縮影。但是后來我發現不行,是因為你先有一個中文腳本,然后再用標識語言給它翻譯出來,其實是一個思路不對的工作方法。因為用標識語言講故事不是一個翻譯的過程,它其實整個是一個特殊的表述系統。要翻譯就很費勁,中文表達和標識語言怎么對都是對不出來的,來回對來回對,最后對完了以后就跟想表達的那個東西不是那么有關系了。后來我就決定用這個標識直接來拼、來寫。其實它整個是一個視覺傳達的過程。包括這兩個符號之間的距離,其實都是在幫助你表達你所要講的這句話的感覺。所以它慢慢就形成了這么一個方法。你的工作思路,整個是用視覺語言在那拼湊。


  開始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跟任何的語言文字的語法都是無關的。它不是中文的語法,也不是日文的語法,也不是英文的語法。但是后來我確實發現它有它自己的一套語法,而這套語法是不用學習的。其實它的語法就是從前到后的時間的排列。它沒有特定的歷史淵源或者其他什么的,只是符合于人類生活本身的一個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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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作品,《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


  劉:你曾經說,“《地書》這套標識文字系統,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超越現有知識分類和地域文化的。它不對應任何已有的文本知識,而直接對位于真實的生活邏輯和事物本身。對它的識讀能力不在于讀者的教育程度和書本知識的多少,也不必通過傳統的教育渠道獲得,而是取決于讀者介入當代生活的程度。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講何種語言,只要有當代生活的經驗,就可以讀懂這本書。文盲可以和知識人一樣,享受閱讀的快感。”我們從小通過學習,獲得識讀文本的能力,或者叫做素養。當已經被文字“規訓”了的我們看到這些標識的時候,并不能那么直觀地去理解它。而看懂《地書》,是否也需要通過學習來掌握不同于文本知識的識讀能力?因為即使有當代生活經驗,但不了解標識的含義,也不能完全看懂。《地書》的讀者設定,是否針對生活在全球化程度較高的城市、頻繁接觸當代傳媒的年齡較低的人群?


  徐:其實我當時做的時候并沒有設定是哪類人群。我還是想找到普天同文這么一個理想。


  劉:所以你曾在一次展覽中把幾千本《地書》堆疊成巴別塔的形狀。


  徐:對。我說它是超越于地域文化,可以超越知識等級,普天同文。在概念上是的。但是后來我發現因為人所生活的現代化環境的程度是有區別的,所以實際上在它的內部,它沒法平等。這個主要不是地域的區別,而是全球化程度、現代化程度的區別。所以我后來就說是:“你對它的解讀能力在于你與現代化相關的程度。”另外它超越了傳統的教育等級。我發現兒童讀得特快,而且他們特別喜歡讀。在一個家庭里,孩子一定是比家長讀得快。過去都是家長拿一本書給他們講,但是在這個書面前,是孩子給家長講。孩子們是把它當一個圖畫書看呢?還是當一個敘述性的讀物看呢?它和所有的圖畫書不一樣,因為它是按照時間順序的,又是按照文字的線性序列來讀解的。我覺得這就比較有意思。


  劉:《地書》只收集、整理和格式化已有的標識,不做主觀的發明和編造。但這些已有的標識和符號是被發明和設計出來的,很多時候是有文化含義的。作為一個文字系統,你在選擇這些標識和符號的時候,是如何考慮它們所包含的文化含義的?還是覺得沒有太大的關系?


  徐:這是有關系的。當然首先我們是在歸納,自己不創造不設計不發明標識和符號。我們找到很多類似的符號,比如咖啡杯可能有上千種的咖啡杯的符號,但是實際上最能夠說明咖啡杯的有幾個因素,不管是哪個文化的它都有這幾個因素。那我們只能是把最能夠代表這幾個因素的那個符號給它整理出來。當然每一個地方,比如說過馬路的標識什么的會有些不太一樣,但是其實它都有一種核心元素在里頭。另外,由于標準化和工業化,以及人類生活的復數化環境的程度,最后這些東西的辨識度會越來越高。因為全球化、產品的標準化程度在迅速地提高,所以它的可辨識度也在迅速地提高。


  劉:那么你當時創作的時候是想通過這個作品來傳遞“全球化就是一個標準化的過程”這一層含義嗎?


  徐:其實我就是始終琢磨它的可行性和它的可識別性。在做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它會越來越被證明是這樣的一個趨向,那是肯定的。比如說我當時認為用這種方法是可以寫一本書出來的,但是很多人說寫不出來。確實那時候是寫不出來,因為我開始的方法不對,沒人告訴我怎么寫,也沒人這么寫過。寫不出來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時候確實沒那么多的標識,表情圖、Emoji什么的,最早其實就只有一兩套。但是你考察這個東西的發展后,就能知道,是哪個表情符最能夠歸納我們人類的共同的表情。這其實是大家的一種民間選擇,表達因素不強的,它自然被淘汰。


  另外這書里其實藏著很多的東西。故事開始,我們盡可能用直接剪貼下來的、沒有整理過的符號,所以這書開始有點花花綠綠的。越往后標準化程度越高,你看這塊兒,就是色彩什么都被整理過的。比如說開始這個破碎的心,它可能是一個沒有被特別標準化過的,但是越往后越被整理過,再往后翻已經是很規范了。顏色也被歸納成這幾種。所以整個這書里頭暗藏著標識的一個發展過程。


  劉:你在工作中是如何來把握這些符號的視覺特征的分寸感呢?


  徐:其實把很多相同意義的圖形放在一起比較的時候,你就可以比較出來它們的共性之處,這是所有人對這個東西的一個判斷,根本依據來自于人類共有的生理節奏與經驗,比如說,電話聽筒前加上表示發聲的圖形,能表達不同傾向的聲音——幾個從小到大的同心弧線,表示正常的發音;波文線表示舒緩的;折線表示刺耳的。這些都是視覺圖形,卻能有效指代某類聲音。波文線的舒緩,是因為它與煙或水的移動有關;折線與電閃雷鳴的經驗有關,所以是激烈的。人類的這些共同經驗是超文化、超地域、超語言的。所以判斷的時候不能夠太主觀,不能說我喜歡這個設計,那我就選這個。另外比如說這個標識輪廓線的粗細的選擇,其實是有幾個等級的。我們做過研究,認為目前這個粗細是最好識別的。就和字體設計似的。不同的字體的視覺識別度,放大了以后和縮小了以后,它的筆畫的粗細在設計字體時都要測試的。我最后選定的是這么一個粗細的關系,我認為這是最好讀的。后來網絡上其實有無數套這種標識,很多人也在整理。最后我們發現其實比較好辨識的,都是跟我們決定的粗細有點接近的。


  劉:書的前半部分中直接用了日本的Emoji,但是后邊雖然是同樣的笑臉,卻不是那種手機上的樣子了。


  徐:對,這是我們整理過的,根據日本的Emoji給它標準化了,成了跟我們這個系統風格更像的文字。


  劉:那在收集的時候或者使用的時候有什么樣的標準嗎?


  徐:收集不限制任何的領域,報紙也好,各個專門領域的符號也好。但是我有一個判斷,就是說這個東西必須是符號化的,趨于標準化的。我剛開始做的時候,手機和移動互聯網也沒有那么發達,收集的時候更多的是在剪報,從雜志、報紙、各類說明書中收集。把生活中看到的隨時照下來。現在紙媒也萎縮了,我們更多是在網絡上整理,因為大部分素材都跑到網絡上來了。如果今天再來寫這么一個故事,那就要比當年豐富多了。這種豐富的速度要比任何語言都快。手機每天都在教育人們這個標識代表什么意思,你不認識,生活就不方便。而且人類的生活用品越來越一樣,所以這些標識就更加標準化,更加容易被全球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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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書》工作室桌面上的標識剪貼簿


  劉:那么這種標識語言有沒有一個“保鮮期”呢?比如原來要表達刮胡子,有個吉列刀片的標識,但是現在大家都不用這個東西了,年輕人可能就識別不了。有些圖形帶有時代的含義。


  徐:關于符號的“保鮮期”,有意思,這涉及到這套標識語言是需要學習、還是不用學習的問題。需要學習的是“過去時”的,被知識化過的,如同字典中的詞匯。不需要學習的是當下生活中的。古文,新一代需要學習;新詞匯,老一代也需要學習。你說的那個吉列刀片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標識,但它確實是上一代人用的,年輕人就不認識。我在創作過程中想過,如果讓這套標識語言更細膩,它就可以敘述你父輩那一代的生活。比如現在撥號電話已經沒有太多人用了,都成了手機了。撥號電話之前是那種手搖電話,那它的標識就成了一種古典語言了。嗯,這個問題其實它帶著這一個悖論,你需要有歷史文化的準備,你得知道這個過程中圖形的變化,才能夠去識讀。它有這么一個問題。但是從這種標識文字本身,它可以變得非常豐富,就是說很有厚度,然而理解它所需的學習程度相對于文字是比較低的。


  劉:今天我們用這種標識符號在日常生活中進行表達和溝通,那和古代的象形文字在表達上的本質差異在哪里呢?


  徐:我老說今天是新一輪的象形文字時期。現在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最直接的表達就是視覺表達。因為任何傳統語言都有障礙,第二外語,我得學你的語言。將來人更沒有這個耐心了。現在圖像傳達變得很方便,可以助力語言的傳播。古代沒有標準化和通用性一說,都是區域生活,也沒有標準化產品,比如用象形文字畫一犁地工具,可能出了那個村子,工具長得不一樣了,就不認識了。后來區域生活變得越來越大,合起來成了國家,然后國家又擴展成全球,互聯互通,所以就需要找到一種共同能識別的東西,工具的符號也都一樣了。


  劉:在這個過程中標識符號里帶有的文化含義就被標準化掉了。


  徐:對,被標準化掉了。其實我覺得文字有個兩部分,一部分屬于文化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功能部分。我總喜歡把這兩個東西分得很清楚。功能部分的發展,唯一的動力就是方便、易學、易復制。它沒有價值判斷,也沒有文化含義。就這么多字,就這么多符號,你愛怎么用怎么用,你可以用它說最沒文化的事,也可以說最有文化的事;你可以說最壞的事也可以說最美的事。這是文字真正的功能,是被使用的部分。而文字另外一個外殼的部分,我老說就是外包裝的部分,它不是被使用的,但是其實這部分反倒有文化含義。但是文字的功能部分一定比文化部分更強勁。而標識文字的作為工具層面的進化趨向一定是“最優可識別性”,而不是對地域民族風格的追求。


  劉:當這個標識語言繼續成熟下去的話,作為一個表述系統,如何來表述抽象的概念?因為圖形和文字相比,圖形偏重形象,文字偏重概念。我們對圖形的讀解不是一個抽象化、概念化的過程。


  徐:這種圖形語言,它其實是適合表達情感和動作。最后發現這個Emoji,其實它表達的情感未必比文字描述的情感要弱,而且它很簡潔。等Emoji更加深入了以后,會表達出更多不同的情感。至于表達抽象的概念,現在我們正在做的工作就是想解決這個問題。但確實是很難的一個事情。比起傳統文字,用圖形來表達抽象的概念一定有天然的局限。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抽象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程度;即使傳統文字這種成熟的語言,在表達抽象的概念時也是有限的。


  這個東西我琢磨過。比如說化學領域、物理領域、數學領域,其實都有它的國際標準符號,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了,那些符號里頭我相信應該有它的抽象定義。我們需要長期系統的學習,才能夠了解這個符號代表哪個概念。其實Emoji就是被整理出來的一種人類情緒的符號。就像看病的時候,給你“高興”“不高興”“忍受得了”“忍受不了”這么幾個等級,你說這個符號代表一個情緒還是一個概念?


  但是不管怎么說,我總是覺得這套系統它會比任何舊有語言都要日益成熟得快,因為它太不成熟。就是說它表達的能力會急速地上升。我是覺得任何語言、文字,其實它都有極大的補充空間的。它的成熟度不在于這個語言本身,而在于使用它的人在它的縫隙之間補充的內容。因為這套標識語言它被人使用的歷史太短太短,這也是為什么孩子更容易跟它相互補充,而我們已經被舊有的文字“文化”過了的人,其實很難被一種新的閱讀方式所取代。所以說考察一種文字的潛力,不僅是看它目前所能表達的程度,而應該注意到它的未來生長空間和它自身攜帶的文字基因的品質與繁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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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書》工作室墻上貼滿的標識


  劉:傳統文字在表達上是不是要比標識文字更為簡潔?


  徐:我覺得不是。其實這個標識文字也好,或者標識語言也好,我發現它的優勢就在于它最接近那個客觀物。比如說一個杯子,用標識表現,比任何語言都更直接接近這個杯子,對不對?比如中文“杯子”這兩個字,如果你不進行教育和歷史的學習,和這個杯子本身就毫無關系。你看這個標識,放在碟子上的咖啡杯,冒著熱氣,那就說明里頭有咖啡(編注:指咖啡杯的Emoji標識)。你要用文字表述,就要說這么一大串。我后來發現為什么不能把這個文字和傳統文字直接對譯,是因為這個東西里頭的一個字,翻譯成傳統文字它可能是一串;有的時候相反,在標識表述里面的一串,翻譯到傳統文字可能就一個字。


  劉:所以每個人讀《地書》都可以讀出不同的版本。


  徐:它和語言的關系就象是翻譯的關系,任何語言都可以和它對位。比如中文和英文之間也是翻譯的關系,同一個內容,你可以有不同的翻譯法。


  劉:昨天我去了國家圖書館,想看看《地書》是否被收藏了,被放在哪個分類里面。可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的那本大陸版本沒有被收藏。香港版被歸在臺港澳文獻庫里,沒有更細的分類。你是否從一開始就要用這套標識語言做一本有國際書號、印刷出版的書?


  徐:是,一開始就有這個概念。最關鍵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國際書號,而讓它成為一本真正的書。其實這個就和要把《蜻蜓之眼》做成一部劇情電影是一樣的。有了這個國際書號,就是人們認為的,它是一本書了,而確實這本書里頭一個傳統文字都沒有。這時,概念就特別強,就是說世界上居然出現了一本讀物,是沒有任何傳統文字的,這就顛覆了舊有概念。


  劉:最早是在哪里印刷出版的?


  徐:最早是在臺灣,誠品出的。其實最早我還在做的時候,一個日本的出版社和我聯系說想出版。我覺得日本人可能對這個最有興趣。但是后來就沒有消息了,有些可惜。第一次是在臺灣出版了,然后是廣西師大出版社。后來開始有各國版本,大約七八個吧。這是一本不需要翻譯的讀物,只有最后的版權頁不一樣。


  劉:國內對出版的要求更嚴格,出一本這樣的書有沒有什么困難?


  徐:我就是想讓它沒有任何的文字。但是傳統出版制度必須印上出版信息,后來只能加了這個腰封才能出版。腰封上有文字。你看上架建議是“藝術、設計”。其實我更希望是歸在“小說”里。


  劉:現在做《地書》立體書是出于什么考慮?也是要正式出版嗎?


  徐:我后來對手工書特別有興趣,我覺得立體書特別能反映手工書的觸碰性、翻動性、制作性什么的。立體書我沒有想正式出版,就是按照那種手工書的方式做一些,還是把它作為一個藝術衍生品。現在書的功能改變了,其實已經從閱讀的功能轉換成一種文化情感寄托物了。書最后變成了一個特別可愛的藝術品。你要讀內容的話,觸屏就可以代替了。我后來發現手工書其實是在翻動的這個空間中創造的。在這種連續的翻動之間,它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和創造。《地書立體書》會做成白天和晚上各一本,但內容本身沒有增加,就是把它立體化了。


  立體書的歷史其實很有意思,很豐富。現在立體書在中國發展得非常快,但是這個可能是中國第一本成人的立體書。這個作品我至少也做了有兩年了,特別慢。


  劉:最后再回到《天書》和《地書》的關聯性。《天書》中那些很像文字的字都是假的,你再有知識也不認識。而《地書》消除了語言文化的差異,非常直觀,誰都能讀。這兩個作品是否從不同的角度對知識等級進行挑戰?


  徐:這兩個作品其實多少都會有一點讓知識分子不太舒服。因為當他們面對這些書時,他已有的知識必須歸零,就是他的知識用不上,死機了。他和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一樣的。從這點上說《天書》和《地書》有共同性,它們對誰都是平等的。我的很多作品其實都是在概念的邊界做文章,而且都是給人們的習慣性思維,或者說按照邏輯、理性、知識的背景來判斷的這種思維的線索制造一種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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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參觀者進行書寫練習

徐冰:《地書》表達的是普天同文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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